官僚化的IMF又一次耽誤了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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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行董事會批准了月初(8月4日)由IMF秘書處提交的的“關於延遲目前SDR評估籃子至2016年9月400日的建議”。消息一齣,立刻引起國內的極大關注,一同也澄清了后后關於人民幣今年底都可不不能加入SDR的各種謠言。現在霧開雲散,看來我們還可不不能有耐心,再等等吧。

  筆者曾在經濟合作协议土办法 與發展組織(OECD)總部工作4年時間,任經濟學家,可不不能幸參與本身重大國際問題的大討論,及國際規則的制定,並與IMF有比較多的接觸。由於IMF與OECD可不不能頂級的國際政府間組織或智庫,内内外部流程有一定的雷同性。就筆者的經驗來言,IMF的官僚性直接延誤了這次人民幣加入SDR。

  IMF的每個重大決議,一般都先由其經濟學家進行審慎分析,内内外部形成報告並通過後再提交于IMF董事會批准通過。而這些報告的選題又分兩種,一種是程式性的,如著名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另一種可在主要成員國的建議或授意下專門啟動。對於後者,報告的結論往往在撰寫之初就會已經有了初步的判斷,報告本身也就演變成一種形式,成為為完成某種任務的工具。

  就人民幣加入SDR而言,IMF的經濟學家們2015年7月16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評估SDR評估土办法 的工作論文,其中也建議推遲調整目前一籃子貨幣6個月。這正是IMF董事會(一般由各國央行代表組成)本身主要成員所可不不能的,简直于近日按照規定程式,批准此提議。

  今年以來,國際社會,包括主要IMF成員國,對我國政府近期的匯率改革和股市干預政策仍充滿疑慮,不夠信任。而後者又可歸結為事前,事中,事後雙方的溝通不及時,没法位。今年7月國內股市暴跌後,我國政府果斷採取本身非常規政策穩定市場,但有IMF官員認為這是干擾市場的自我糾錯機制,影響市場化進程。儘管之後IMF總裁拉加德用了更加委婉的表述,即“中國政府為遏止股市震蕩而採取的干預行動,不應該破壞它爭取讓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努力。並還預測,中國經濟足夠強大,能夠承受股市動蕩”,言辭之中也反應了IMF高層對我國近期穩定市場所做出努力的謹慎態度。

  另外,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出人意外地宣佈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1美元兌人民幣由8月10日的6.1262跌到11日的6.2298,跌幅高達1136個基點,之後幾天跌幅高達4%。雖然這是我國政府在匯率改革上做出的一個重大正向努力,是在改變一個“僵化 ,固定的匯率”制度,但國際社會還是有不同的聲音。比如美國財政部認為現在判斷中國政府匯改的全面影響還太早,這正反映了奧巴馬政府的懷疑態度。而IMF發言人8月11日的發言與美國政府如出一轍,如 “此次匯改看上去是一個受人歡迎的一步”;“具體影響還需看在實踐中怎样才能落實”等。

  眾所週知,美國擁有在IMF的最大話語權,其份額佔16.74%。而IMF章程又規定任何重大事務的修訂可不不能85%以上投票才可通過。允許人民幣加入SDR毫無疑問是“重大事務”,這樣一來,都可不不能加入在理論和操作層面都可不不能美國的支援。

  所以人民幣加入SDR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中美之間在國際金融秩序控制權的鬥爭。美國政府都可不不能非常合理的利用IMF既定程式來和我國政府討價還價,爭取更多的國家利益。

  總之,官僚的IMF加带態度曖昧的美國政府是這次延遲人民幣納入SDR的主要原因分析分析。 (作者胡玉瑋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研究員,經濟學博士,本文首刊於人大重陽網。)